其为装饰品，以符玺、仁义而装妆其盗贼之身。

理学在历史上往往是义理之学或性理之学的简称，这种不同的称呼有何差异？从表面上看，义理之学与性理之学均与理有关，故而往往将其等同于理学。[[35]] 《中庸章句》第一章，《朱子全书》第6册，第32页。

学界一直存在一个主流的观点，认为朱熹的哲学是一种理在心外的天理论，故而求理于物的格物致知论是其知识论的根本特征，但是，这种说法却无法解释朱熹在心性论上对心的强调与功夫论上对求理于心的肯定。[[33]] 《遗书》卷十七，《二程集》，第175页。苏轼虽然认为性与天道的问题难言，但是他仍然将人性与天理连通起来，认为圣人之论性也，将以尽万物之天理[[14]]，这种由人性而尽天理的观念，和后来理学家的性理学说有相通之处。[[37]] 《朱子语类》卷九十九，《朱子全书》第17册，第3337页。[[21]]他把人对自己内在本性的体认、践履，看作是对天地之性的保存与实现，充分体现出理学家对人性的看法。

这个能作为定理的事物之理是有万殊之别的，但是它们均统一于理，这正如程颐所说： 天下之理一也，涂虽殊而其归则同，虑虽百而其致则一。[[22]] 《正蒙·太和篇》，《张载集》，第7页。李侗是以理来解仁，当理是从正面看，无私心是从反面说。

值得指出的是，以仁论为视域来看朱熹早期逃佛归儒的思想经历，可以更贴切地解释其思想演变的内在逻辑。[5]钱穆，2011年：《朱子新学案》第1册，九州出版社。当然他已经将道德价值包括而为存有论的内核了。朱熹认为从气象上看，温凉寒热中只有春季的温最适宜万物生发萌生，因而可以说能从春气上见得天地宇宙生养万物的心即内在机制，这正是夏秋冬三季生机流行的前提和基础。

实际上朱熹这里讲的作为天地之心的仁，正是在天与人、体与用以及大本与达道合一的意义上讲的。在其实质上，天地之心就是天理的实际体现者。

[7]吴震，2018年：《朱子思想再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朱子全书》第6册，第768页)仁为性之德，人在伦理行动中以其自觉的道德意识而获得的相对稳定的道德品格，这需要人以其自由的道德意志展开其主动性的道德实践。朱熹认为仁兼四端是兼体用而言之，这是天地生生之仁理流行敷施的过程。这为其后来继续在生气流行之中点明宇宙的心即天地之心，以及在更高的层次上返回属人的宇宙即生活世界的思想，准备了理论因子。

朱熹的仁论在这一意义上颇有代表性。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又恻隐、羞恶、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则有两面。按照礼则仁之著为礼是对仁的彰显的逻辑，智则义之藏似应解释为智为义的归藏，简言之，是智中藏义。

更心字亦难指说，唯认取发用处是心。这里朱熹以性开篇，也是着眼于从宇宙论的高度阐释太极之理的本源性，其落脚点还在于人性。

三、仁与天地之化 朱熹早期将道南学派以天理即道德法则释仁的思想引入气机流行的维度加以阐释，总体上理的特性比较重。(唐文明，第76页)从德上说仁，内在地要求学者统合天德与人德。

陈荣捷认为：朱子说仁，实造我国思想史言仁之最高峰。从扎根于宇宙论的本体论，中经工夫论，最后达至境界论，显示出理学的基本精神旨趣。《朱子语类》载： 爱之理，便是心之德。他说人之为人的本体与全体就是无理不备的天理总体。换言之，朱熹认为在孟子看来，因为人性本善的道理被遮蔽，所以有必要思考救赎人性之道。他由此推论，四端未发之时众理浑具，所以才可能遇事而感通，也就有了四端之情各各不同。

这不仅展示了朱熹仁论臻于化境，同时也显示出理学形而上学发展的新动向。相应地，他认为以爱之理训仁是从仁本来的体段上来讲的。

若合而言之，人与仁之名亡，则浑是道理也。其次是阴阳二气交合感应化生出万物时，他认为这是人、物之喜怒哀乐已发处，于此可见人、物继承天地之心的心，要而言之是仁。

从更广的视域看，他实质上还将仁阐释为社会伦常与天地自然秩序性的根源。仁义虽对立而成两，然仁实贯通乎四者之中。

他认为仁是一种境界，不能主要通过知识探求来获得。在每一个个体存在者之中，都具足了天理的全部要素，其运化是在气上展开的。他认为仁不仅是人的行动法则，同时也是世界开显自身的固有机制。朱熹认为，作为未发的本体，天地之性体浑然、寂然，众理咸备，任何拟议与语言都只能举其一隅而不能完全涵盖理，亦即他认为性理之体是超名言、范畴的。

以此观之，该命题即可解释为爱之理是心之德的形而上基础与根据。天地之心为人心之仁开展的永续性提供了生存论的担保。

参考文献 [1]古籍：《论语》《孟子》等。到得二气交感，化生万物时，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

实际上朱熹仁学思想真正要挺立的价值，就是人的这种撑拄天地的道义担当精神，所以说人有义务通过行动与实践来展现这种精神，他将人成己成物的道德伦理赋予了形而上的价值，论证自然的秩序性以及安立于其上的世道伦常的秩序性。故而，说天地有心是可以的，说天地无心也是可以的。

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朱熹认为如果能保任全体实理，则仁义礼智信常德就得以树立，相应地，孝悌百行莫不得行。二是他认为仁是综合性的、统合性的德性，殊难一隅举尽，加之仁德重在行中体验而非于知解上推测，所以他不主张讲说仁。透过朱熹仁论的层次性、结构性与有机性，可以看出朱熹《仁说》的问题意识在于究明贯通与涵摄四德的实质。他指出：‘心之德，是兼四端言之。

他觉得只有体验和把握了儒学所讲的仁与心，才可以真正实践仁和发明心，或者说在此前提下其工夫实践才被灌注了真实的价值意义。孟子不止从四德上讲，还从四端之心即四情上讲。

这一理论包含了两个贯通，一是天、人的贯通，一是未发、已发的贯通。[4]黄俊杰，2017年：《东亚儒家仁学史论》，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周易》讲寂感，朱熹融通仁学与易学，认为四端未发时，无思无为，与外物、外事交接时随理而应，无往而不通，所以他罗列了仁之理因应赤子入井而生发恻隐之心等情感。不惟如此，人超拔于万物的还在于人能够通过伦理行动存守其作为性理的仁德。